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怎么判斷？

　　1、中國潛在經濟增速已經下降到6.5%左右。

　　2008年美國爆發(fā)次貸危機以來，中國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推出兩年的刺激政策，出臺了4萬億經濟計劃，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，推出了鋼鐵、有色等十大產業(yè)振興規(guī)劃。

　　從2009年一季度開始，中國經濟快速回升，2010年經濟增速恢復到10%左右的水平，季度高點在2010年一季度達到12%的高點，物價也明顯走高。

　　從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年中，中國實施了緊縮性的經濟政策，先后加了5次利息，同時為應對外匯占款增加，提高了12次存款準備金率。經濟增速從2011年一季度10%逐步回落，到2012年開始破8%。

　　盡管2012年中國又兩次小幅降低利率和存準率，但經濟增長速度仍一路下滑，工業(yè)品價格從2012年3月來連續(xù)出現了54個的負增長，而CPI基本上維持在1.4%-2.6%的水平。

　　如果畫一條長期菲利普斯曲線，會發(fā)現中國的供給曲線在不斷往左邊移，說明我們的潛在增長速度在逐年下降，工業(yè)品價格下跌是2008年以來工業(yè)投資過快、產能急劇擴張、生產嚴重過剩的結果，不是工業(yè)品需求不足。

　　目前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基本回落到6.7%左右，CPI在2%左右。所以我判斷現在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已經降到6.5%左右，還在以每年0.1-0.2%的速度下降。

　　我也計算了中國工業(yè)部門的產能水平和潛在增長水平，可以發(fā)現，2002年以來工業(yè)產能擴張很快，2012年以后盡管實際工業(yè)投資增長速度減慢，但目前的潛在工業(yè)產出水平仍在8%左右的水平上。

　　工業(yè)品市場化出清很慢，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工業(yè)品價格持續(xù)下降。

　　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，中國實行國有企業(yè)三年脫困計劃，1998到2000年，工業(yè)投資連續(xù)三年負增長，市場很快出清，2001年加入WTO后，中國經濟出現了一輪由工業(yè)投資驅動的快速增長。

　　2、穩(wěn)增長、調結構、防風險的組合政策顯效。

　　2012年以來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到8%以內，工業(yè)品價格下跌，宏觀杠桿率被動增加。

　　這一現象，引發(fā)了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政策的爭論。

　　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還可以保持20年8%左右的高速增長，一種認為經濟在十三五時期會到7%左右，還有的認為十三五時期在6.5%以下。

　　雖然中央先后在2013年提出中國處于“三期疊加”階段、2014年5月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(tài)、2015年11月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但對經濟速度到底會增長多快的爭論對經濟政策還是有一定的影響。

　　全國各地追求經濟速度的沖動沒有根本改變，試圖通過需求刺激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也沒有根本轉變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2013年，國際清算銀行有個影響很大的研究，認為一個國家的杠桿率超過180%，或者廣義信貸占GDP比重超過趨勢值10%，三年發(fā)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是50%，五年發(fā)生危機的概率是75%。

　　從2012年開始，中國的這兩個指標都超過了這一標準，廣義信貸占GDP比重已經超過趨勢值的20%，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(fā)展也憂心忡忡，影響了一些企業(yè)特別是民營企業(yè)的信心。

　　2013年和2015年，中國也出現了流動性緊張、股災、資本外流等問題。

　　但2016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穩(wěn)中有進、穩(wěn)中向好的局面，結構不斷優(yōu)化，新興動能加快成長，金融風險得到局部釋放，宏觀杠桿率得到初步控制。

　　怎么解釋這一變化？我認為這是改革政策、結構政策、總量政策、國際經濟環(huán)境變化共同發(fā)力的結果。

　　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。

　　沒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沒有經濟現在的好局面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1997年朱鎔基總理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　　2016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決鋼鐵、煤炭產能過剩，2017年主要依靠“環(huán)保、能耗、技術、質量、安全生產”等法制手段處置落后產能，提高了部分行業(yè)的產能利用率，限制了部分企業(yè)的生產，行業(yè)和企業(yè)集中度明顯提高，2017年前三季度全國工業(yè)產能利用率為76.6%，比上年同期提高3.5個百分點。

　　企業(yè)特別是上游企業(yè)經濟效益明顯改善，銀行不良資產率下降。疊加去產能引發(fā)的工業(yè)品價格由降轉升，2016年以來中國進入加庫存周期，拉動了經濟回升。

　　補短板和“放管服”不斷催生新動能，新技術、新產品、新業(yè)態(tài)、新商業(yè)模式占GDP的比重上升，2016年達到15%左右。

　　二是2015年以來實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動加杠桿，對投資形成了支撐。

　　2014年年底到2015年8月，中國五次降息、五次降準，貨幣政策穩(wěn)健偏松。同時，財政政策相當寬松，通過政府購買服務、專項建設基金、政府引導基金、棚戶區(qū)改造和保障性住房貨幣化等手段，居民加杠桿買房子，推動了基建投資高位增長和房地產市場繁榮，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穩(wěn)住了。

　　三是出口需求回暖。

　　2016年下半年以來，美、日、歐盟等國家經濟復蘇動能增強，全球金融市場穩(wěn)定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，國際貿易逐步恢復，國際投資日趨活躍。全球市場需求好轉帶動中國出口由負轉正，中下游工業(yè)企業(yè)生產增加，利潤改善。

　　2017年前三季度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的負拉動0.4個百分點轉為上拉0.2個百分點。世界經濟好轉，給了我們很好的時間窗口。如果這幾年用好這個機遇，可以用更大的氣力解決國內體制問題。

　　經濟發(fā)展存在哪些突出問題？

　　在經濟運行穩(wěn)定性有所增強的同時，產能過剩、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無序擴張等問題仍然存在，影子銀行、互聯(lián)網金融、非法集資等亂象時有發(fā)生，有些問題甚至在還在不斷積累，導致中國宏觀杠桿率高企，嚴重影響中國的金融穩(wěn)定和經濟發(fā)展。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嚴重，民營和外資企業(yè)信心不足。

　　第一，杠桿率問題。

　　從2012年開始，中國新增的名義GDP覆蓋不了利息支出。企業(yè)的投資就是靠貨幣信貸投放，沒有自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。與2016年相比，2017年的付息和新增GDP差不多，宏觀杠桿率已經穩(wěn)住了，但是居民的杠桿率在上升。

　　中國國企改革滯后，僵尸企業(yè)難以退出市場，依靠企業(yè)自主經營、自負盈虧的市場化手段去產能機制沒有建立起來。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產能，往往一窩蜂、力度大、影響強，極易引發(fā)生產和價格的急劇波動，但卻不能根治產能過剩，還可能出現國進民退現象，影響經濟持續(xù)健康發(fā)展。

　　如果去產能順利轉向市場化手段，中國經濟的質量和效益會逐步提高，宏觀杠桿率會得到有效控制，經濟會持續(xù)發(fā)展。如果轉不過去，杠桿率又得被動加上去。

　　第二，房地產問題。

　　由于投機需求旺盛，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，帶動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大幅度飆升。房地產市場的扭曲已經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平穩(wěn)發(fā)展和人民切身利益。

　　房地產快速增長，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，但卻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，影響經濟的長期持續(xù)發(fā)展。

　　高房價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會分化，新市民群體購房無望，影響了中國人的城市化進程。高房價也導致居民負債率迅速提高，影響居民的其它消費。目前，房價會漲的預期依然高漲，現在確實是漲也漲不得，跌也跌不得。

　　第三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。

　　2015年以來，財政政策相當寬松，寬松到什么程度？到2014年底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15.4萬億。從2015年到2017年11月份，基建投資總額達到38萬億左右，其中，政府投資約7萬億，民間投資約8萬億，還剩23萬億可以認為是政府的或有債務，相當于當前GDP的10%左右。

　　2018年經濟形勢怎么判斷？

　　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，今后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、精準脫貧、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(zhàn)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(zhàn)，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。從上面的分析看，2018年有四個“嚴”。

　　一是金融嚴監(jiān)管。

　　想控制杠桿率一定要管住貨幣，同時加強金融監(jiān)管。貨幣政策和監(jiān)管政策之間怎么協(xié)調？嚴監(jiān)管導致的短期的流動性風險還是會有的。2018年一季度應該沒有問題，賣地那么多錢，基建也不至于下來太快，但是二季度政府要換屆，大家都在觀望金融監(jiān)管政策。

　　二是房地產嚴調控。

　　即使2018年長效機制出臺，短期內效果也難以體現，所以要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(xù)性和穩(wěn)定性，還得嚴調控。

　　三是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的嚴管控。

　　要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，50號文、87號文要嚴格執(zhí)行，不能像2014年的43號文形同虛設，否則會失去政策的嚴肅性和政府的公信力。目前包括電力的基礎設施投資是15.9%的增長，不包括電力是20%，非常高的速度，里面有很多形象工程。

　　四是環(huán)境保護的嚴標準。

　　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(zhàn)，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，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質量總體改善，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(wèi)戰(zhàn)，調整能源結構，加大節(jié)能力度和考核。

　　“四嚴”所帶來的結果，2018年基建投資會下來，房地產投資會下一點，但不會太大。

　　短期的流動性會有些波動，融資成本居高不下。環(huán)保的嚴監(jiān)管，使得部分環(huán)保成本內部化，要么政府掏錢做環(huán)保，要么企業(yè)做環(huán)保，這樣企業(yè)的生產成本會上升，一些產品生產受到影響，價格會上漲。物價水平總體上升，名義GDP增長仍然較快，杠桿率基本穩(wěn)定。

　　從消費看，增長穩(wěn)中有降。

　　2017年的居民消費增長實際上是比較慢的，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較快。消費生產率為什么上來了？我認為，2017年很重要原因是政府消費增長較快。2017年前三季度，財政收入增長9.7%，支出增長11.4%，財政預算支出對基建的投資增長不快，公務員和事業(yè)單位的工資沒有上漲漲，所以政府支出中政府消費增長比較快。

　　我估算，財政支出中55%用于政府消費，20%用于公共服務投資，25%左右為工資支出，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大概在25%左右。

　　2018年的消費怎么判斷，居民消費會較為穩(wěn)定，政府消費與財政政策有關，2018年財政收入速度會有所減慢，用于公共服務的投資會有所加快，政府消費支出會減慢。

　　從出口看，二戰(zhàn)以后，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速度的1.5倍左右，但是過去五年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一直比GDP要慢，這個應該怎么解釋？

　　我認為，隨著人工智能的發(fā)展，勞動力成本在生產成本中的作用越來越小，不管是水平分工還是垂直分工，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已經慢下來了。表現出來的就是有些國家開始再產業(yè)化，外包減慢，加工貿易減慢。

　　分工的變化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貿易量增長速度有可能和GDP同步，甚至可能慢于GDP。當然，過去幾年，世界經濟增長主要靠出口彈性比較小的商品需求拉動，也會導致貿易下降。

　　2017年，WTO預測全球貿易量大概增長3.6%，2018年盡管經濟增速比上年高，但是貿易增長比上年低，大概在 3.2%。所以2018年出口不可能比上年好，但還是正增長，凈出口對中國還可能是正拉動作用。

　　2017年，中國出口按美元計算是8%左右，2018年能到4%-5%就相當不錯了。這樣，如果中國的財政政策、貨幣政策不做大的調整，2018年的GDP估計在6.5%左右，同時價格，CPI往上走到2%，PPI繼續(xù)上升但漲幅回落到3.5%左右。

　　有哪些政策建議？

　　2018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，穩(wěn)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，要長期堅持。

　　從總量政策看，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，調整優(yōu)化財政支出結構，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。穩(wěn)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，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，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(guī)模合理增長。

　　人民幣匯率要適當貶值，同時加強資本管制，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。中國要用好美、日、歐經濟復蘇和美國貨幣政策緊縮的時機，對美元、歐元、日元幾個主要國家貨幣適當貶值，穩(wěn)定中國的出口，給國內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創(chuàng)造條件。

　　從結構政策看，結構性政策要發(fā)揮更大作用，優(yōu)化存量資源配置，強化創(chuàng)新驅動，發(fā)揮好消費的基礎性作用，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。

　　從社會政策看，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，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，加強基本公共服務，加強基本民生保障，及時化解社會矛盾。

　　從改革政策看，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，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，大幅放寬市場準入。

　　未來幾年，對中國最大的挑戰(zhàn)是要把GDP穩(wěn)在6.3%左右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；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，把杠桿率控制??；還有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。要調節(jié)好三者關系，穩(wěn)增長、防風險、提質量。

　　我認為需要有一個“三年計劃”，內容應包括僵尸企業(yè)退出和債務處置、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處置、金融機構改革和金融監(jiān)管、金融機構注資和救助等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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